李来亨自然是要扶持郑氏集团的，在广东和福建同时扶持两个海贸集团，一个方面是相互竞争，相互制约，增加和郑氏集团谈判的筹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日本人的海上力量不是区区一个郑氏集团就能解决的。
海军实在是太费钱了，造船要钱，养护要钱，训练士兵要钱，出动要钱，每年没个几百万两白银，根本养不起一支成建制的海军舰队，特别大顺近十年的主要活动区域还是东南亚的热带海洋……反正就是钱不够什么都免谈！
不过还好，荷兰人在东南亚也就几千人，都是三四级的战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已经在衰弱期，日本人尚且不足畏惧。
因此，李来亨前期只需要造出装备几十门火炮的三四级战舰就可以对付这些敌人了，但是大陆这边没这个时间去实验，也没这个时间去积累技术，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葡萄牙人，然后直接偷师。
所以，李来亨要去广州，去澳门，为的就是做“开贸易，建海关，收关税，筹海军”的御前准备工作！
必须是借助海外贸易的关税以及其他的海洋收益来养活的海军才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不然海军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这玩意不是用来宣扬国威的，而是用来赚钱，甚至是抢劫的！
当然，这一切目前都只能在没有地方实力派的广东暂时实施，福建方面暂时还动不得郑家，一切都得先照旧，日后再徐徐图之。
就在李来亨带着孙可望一行人由湖广入粤的时候，徐州一线的李过大军也已经出发，准备南下收复南直隶和浙江，而李自成则率领文武百官和皇室宗亲即将从太原南下，打算经凤阳府，祭拜前明朱氏祖陵，做好政权交接的宣传工作。
不出所料，所谓的江北四镇根本不用担心。
凤阳府南部的刘良佐第一个率领部队投降，他的部队连老百姓都打不过，更别说阻挡李过的大军了。
而淮安府的刘泽清也是不堪一击，象征性的列了个七扭八歪的阵，然后就集体投降了，整得还挺有仪式感！
而凤阳府北部的高杰看到浩浩荡荡的顺军大部队，又发觉自己左右两侧的刘良佐和刘泽清都投降了，连忙带着数千亲兵往南面逃亡。
毕竟是给李自成戴了绿帽子的，他敢拿自己的命和李自成男人的尊严比硬吗？
只不过，还没到扬州，高杰手下的那些所谓亲兵们，在李成栋的带头下，纷纷脱离部队，跑回北面投降顺军去了。
而扬州城里的史可法确实是除了一身忠肝义胆之外，百无一用，在扬州城奴仆的**下，城门被直接打开，顺军一枪未发，一炮未响，一人未死，直接就攻下了扬州城。
这个南明的督师，史可法史大人如计划般被俘，他的那些幕僚手下们，也都转换门庭，成了大顺太子李过的幕僚和手下！
而此时的江北四镇的最后一镇，黄得功的部队则正在芜湖附近抵挡急急忙忙赶来“清君侧”的左良玉部。
不过由于左良玉部逃得太慌忙，没有军需补给，两军一接触就直接溃败了，左良玉被活活气死，他的儿子和余部则是被黄得功给收编了。
就这黄得功志得意满，想要回师反击，计划着绕过凤阳府，偷袭顺军北面的时候，却好巧不巧，行军途中直接撞上了李自成的御林军。
这可是一支堪比辽东营的顺军精锐，这支号称三十万的南明军自然是一触即溃，李自成，大顺皇帝，英明神武，创造了“零伤亡俘虏三十万敌军”的历史记录。
按照原定的计划，李自成带着崇祯的儿子，宋王朱慈烺到南京劝降，原本是打算劝不了就直接打的，却没想到刚刚做了几个月皇帝的朱由崧早就逃跑了，而他手下的大臣们则纷纷举旗投降，场面一度非常壮观。
于是，李自成不费一兵一卒，又直接拿下了南京城。
至此，进攻南直隶的顺军五万人马一路横扫，战死十五人，受伤一百一十六人，俘虏及杀伤南明大军四十余万，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当然，进军可以那么顺利，是因为大顺这次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军到封建王朝的转型，太原会议之后，又经过了李自成等人的慎重讨论，最后提出了：“保私产，放奴隶，诛罪首”的口号，最大限度减少了乡绅商贾的反抗。
这些口号自然有很多都是暂时的，骗人的，分田地是必须要进行的，但是要分谁的，怎么分却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朱家宗室的，前朝大官僚的土地家产肯定要收，要分的，那其他地主乡绅的呢？怎么个收法，什么理由？又怎么分？这些都关乎到政权的稳定和合法性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
说到底，十七世纪仍旧是地主阶级的世纪，除非李来亨能够培养出另外一个阶级取而代之或者是与之势均力敌，不然分田地就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杀富济贫罢了，虽然这十分有必要。
其实李来亨真正想要做的不是简单的“打土豪，分田地”，而是一次能够切实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土地改·革——“因地制宜的，有限的的土地革·命”，所以才会引导李自成提出这样的口号。不然，在顺军的军事高压之下，土地想怎么分都可以！
比如现如今陕西和河南经过多年的灾荒和战乱，需要大量的人口补充，可以通过国债券募集资金，直接从湖广组织垦荒团进陕西，从江西，南直隶西部组织垦荒团入河南，其实经过调整之后，再把朱家和那些罪首的土地分一分，这些地区的人口压力会大大减少。
而在李来亨的计划中，东南沿海的两广，福建，浙江，南直隶以及环渤海这些地方将来都是要发展产业，要鼓励外贸和经商的，如何充分供给商品经济的原材料和工场所需的劳动力则是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把人绑在土地上不行，可是让人活不了也不行。
而且，发展产业，解放生产力，把人从土地里剥离出来，放到城市里面，才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分田地！
这个时代，李来亨还不敢说自己可以让别人幸福，他能做到的，就是用后来人的眼光，发展得快一些，少走些弯路，让尽可能多的人活下去，活得好一些！
总之，做所以的事情，所有的改革，所以的制度设计，唯一的目的——就是把社会成本降低，把社会生产力提高，这样才能产生更多的社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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