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节选）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处其中，幸甚。
……
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1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2有其道而已。
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3，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政刑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4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
何谓饶之以财5？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6，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7，使其生也。既于父母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8，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9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10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11}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12}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
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13}。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14}，所须士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试其能行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
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15}，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16}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僇辱{17}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18}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19}。此之谓也。
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20}、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注】
1趋：遵循，趋求。2教：教育。养：培养。取：选拔。任：任用。3乡党：古代地方组织。周制，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4法言：合乎法律和礼仪的言论。5饶之以财：指俸禄丰厚。饶，使丰厚。6庶人之在官者：指够不上“王臣”的府、史、胥、徒等下级吏役，出自《周礼?春官》中。7世禄：世代享有的爵禄。8放僻邪侈：肆意为非作歹。9帅：遵循。10《酒诰》：周初禁酒的文告，《尚书》篇名。{11}抵冒：抗拒和冒犯。{12}治察：管理细密。{13}官使之：任以官职。官，此处动词，意味授予官职。{14}万官亿丑之贱：指广大的下层官吏。丑，类。{15}后稷：尧时农官，此泛指农业。{16}狃习：习以为常、熟悉。{17}僇（lu路）辱：侮辱。{18}比周：结党营私。{19}黜陟幽明：罢免糊涂无知的官吏，提升明智有才的官吏。{20}皋陶：舜时管刑法的官，后世用以泛指。契：舜时司徒，掌文化教育。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又称《上皇帝万言书》。此文作于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是王安石任提点江东刑狱任满返京述职时，写给仁宗皇帝赵祯的上书。本书节选了其中一部分，也是文中正面论述人才的教育、培养、选拔、任用之道的核心部分。可以说，这封上书，实际上不仅是王安石要求革新变法的具有纲领性的政治论文，而且也是他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
文章开头先明确提出“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这个论断，尖锐地揭示北宋王朝内外交困、财匮俗衰的深重危机，指出其原因在不知法度，从而提出根据“所遭之变，所遇之势……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的因时改革纲领。接着又强调指出，当前要进行变法，其势必不能，关键原因在于人才的严重缺乏。而人才的缺乏，又由于“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
然后逐一论述人才与变法的关系，指出如果人才众多，在位的官吏就有充足的选择余地；在位者得其才，方能因时势、人情而变更“天下之弊法”。最后指出，人才不足是由于“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点明了这部分的中心观点。以下便从正面分别论述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
先论“教之之道”。作者首先指出“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即古代各级均有学，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朝廷的政事是密切结合、完全一致的。“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从正反两个方面明确提出学校教育的内容必须紧密结合朝廷礼乐刑政的建设，为其服务。实际上提出了改革单纯讲说章句、教以课试之文章、与天下国家之事相脱离的教学内容和教育制度的主张。
再说“养之之道”。“养”是针对物质待遇和管理而言的。在严格管理的条件下，保障必要的物质生活待遇，是人才得以正常生活、安心工作和顺利成长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抓好这一环节。王安石对人才的待遇和管理，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一是“饶之以财”，即“制禄养廉”，使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使其没有身前身后之忧。二是“约之以礼”。王安石认为，当人有了生活保障之后，如果不加以严格的制约，“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成为腐败的祸根，人就会“以奢为荣、以俭为耻。”因此，必须按照人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对其生活、社会交往、礼仪等方面，加以严格的限制和管理。三是“裁之以法”即“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
接下来说“取之之道”，即人才的选拔。无论是由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还是从实际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人才，都需要有一个认定的过程，即合理的选拔；否则，真假难辨、优劣不分，人才的培养、管理和使用都会失去根据。
最后论“任之之道”，主要是针对人才的使用而言。在王安石的思想中，人才的使用是人才陶冶的最后一步。使用得当，就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人才的价值才算实现；使用不当，人才就难以发挥作用，甚而会对人才的培养、教育起反作用。为此，他提出了人才使用的三个著名原则：“宜”“久”“专”。此外，还要做到“黜陟幽明”，才能形成完整合理的任职制度。
总之，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针砭时弊，论述了人才陶冶对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针对当时有关人才培养、使用等的一系列问题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提出了教、养、取、任的一系列具体原则和措施，成为他后来执政时进行教育和科举改革的基本蓝图和方案。
后人评论
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中认为，“秦汉而下，未有及此者”，“斯文之在天壤间，终不失为悬诸日月不刊也”，并认为“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本朝百年1无事札子2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3，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4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5}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6。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7，施为本末8，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9。盖监司10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11}，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12}，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13}，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14}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15}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
【注】
1百年：自宋太祖建国（960）到写这通奏章的熙宁元年（1068），共百余年。2札子：奏章。3迫于日晷（gui轨）：时间限制。日晷：日影，此处指时间。4近臣：作者时任翰林学士，故自称“近臣”。5训齐：加以训练，使其整齐划一。6逸德：失德。逸，失。7备从官：备位侍从之官。指任知制诰。8施为本末：政治措施的始终。9相坐之法：牵连犯罪的法律。此指被举荐者犯罪，举荐者也连带犯罪。10监司：宋代各路分设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四司，其中转运使、提点刑狱有监察本路官吏之责，称监司。{11}左右近习：指宦官。{12}慝（tè特）：邪恶。{13}台阁：指中央政府机构。{14}疆埸（yi易）：边界。{15}将明：奉行职责，阐明事理。出自《诗?大雅?燕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
本篇作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月，当时王安石任翰林学士。神宗即位后锐意改革，对曾上万言书的王安石非常倚重，特将其从江宁召至汴京，任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一次召见，神宗向他询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因此上了这篇奏章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顺势提出变法有为的主张，充分表现出王安石对北宋王朝命运的深切忧虑和要求改革的急切心情。
对于“本朝百年无事”这样一个论题，很多思想保守的人会做成一篇歌颂祖宗功德、主张遵循祖宗旧法的文章。而对王安石来说，既要巧妙回答神宗，又要表达揭露时弊、倡言改革之意，可以说回答这个问题破费了一番脑筋。一则不能避开皇帝问的问题不作正面回答，一则不能完全将奏章的内容限制在“百年无事”之因这一表象上。于是王安石巧妙构思，借“无事”打发议论，透过“无事”的表象揭露积弊，如此一来，既正面回应“百年无事”之因这个问题，又表达了自己倡言改革的一贯主张。
文章开头一段是个引子，说明承召入对时因时间匆促，未能详言，故作此奏章上陈。“迫于日晷”云云，恐非托辞，只是表明自己的奏章内容不是粉饰太平之词，而是揭露时弊、呼吁改革之词，表现了鲜明的政治责任感。
第二段正面回答“本朝百年无事”之因，历叙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之事。其中太祖是开国皇帝，作为重点详加论述分析，对太祖的颂扬，涉及其知人善任及除苛赋、止虐刑、废藩镇、诛贪吏等政治措施，“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的施政原则。而太宗、真宗，仅以“聪武”“谦仁”一语带过；仁宗、英宗，则径曰“无有逸德”，为下一段专论仁宗朝预留地步。
第三大段专门议论仁宗朝代各种政治措施及其成效，以回答“无事”的原因。此段笔墨加重，不是因为“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而是此时正是宋王朝从繁荣太平到积弊丛生、危机日深的转折期，而王安石又亲历了仁宗朝的“施为本末”，对情况了解得相当全面透彻，因而通过对仁宗朝“无事”表象的深入剖析，正可揭示仁宗在任用将帅官吏方面的失误和太平繁荣表象下的危机，从而提出自己变革的主张。此段采用先总提、后分论的形式，逐一阐述“刑平而公之效”，“赏重而信之效”，“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总的来说，还是对仁宗在位期间施政的颂扬，批评与揭露是次要的。
在前文作了充分铺垫以后，作者在第四段才掉转笔锋，纵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看似有所离题，实则是在仁宗朝情况的论述中，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无事”表象下的“有事”，“安逸蕃息”表象下的积弱，太平繁荣表象下的危机。因此这一段顺势对“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作集中的揭露，细数十大流弊，可谓是顺理成章。这些积弊，虽是百年来渐进形成的，但在位时间最长的仁宗统治时期，却是上述弊端加深加重的关键时期。对仁宗朝积弊深入揭露后，末段顺理成章提出“人事之不可怠终”，“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呼吁立刻进行改革。
后人评论
陈在《文则》中评本文：“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
伯夷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1，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2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3，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4闻西伯5善养老，则欲往归焉。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邪？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6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余，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注】
1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他死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2北海：指渤海。3二子：指伯夷及其弟叔齐。4太公：即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5西伯：西伯侯姬昌。6元元：百姓，平民。
自从司马迁写了《史记?伯夷列传》以后，世人都奉伯夷为清高的遗老和高士。但王安石的这篇文章，却一反传统看法，对伯夷的为人提出了质疑和自己的看法，表现了他不拘于传统成见的精神和敢于质疑的处事态度。
文章第一句单独为一段，用一个超长句提出问题，树起了批判的靶子。他认为有的事发生在千世之前，圣贤原已讲得很清楚，但后人“不深考之”，以自己的“偏见独识”立说，使事情失其本来面目；其后的学士大夫又守偏见而不变，伯夷的事就是典型。其中提到的“后世不深考”者，指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而“学士大夫”则是指韩愈一类人。
接着，引述孔子、孟子有关伯夷的议论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引孔子之论，主要着眼于“求仁而得仁”，而对“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之论则不加置评；引孟子之说，则主要着眼于“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并将孔、孟的上述评论联系起来，加以综合，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对司马迁、韩愈之说作指名道姓的严厉批评。
第三段依据孔孟的“求仁”“避纣”之论进一步推论，用时代更早、更权威的圣贤之论来批驳后世的“偏见独识”，理足气盛，故直斥之为“大不然”。先指出纣不仁，但伯夷却避纣，与吕望皆闻西伯善养老而往归之，从而得出伯夷“欲夷纣”的心愿与吕望无异。既然如此，他就不可能在武王伐纣时叩马而谏，认为这是“以臣弑君”“以暴易暴”，并于后来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从而否定司马迁的上述记载，也否定韩愈的“乱臣贼子”之说。
文末一段结构尤妙，一改前文批判论调，而是反过来推论，使得论证更加严密谨慎。武王倡伐纣之大义，太公辅佐而成就大业，“夷纣”之心与吕望无异的伯夷不可能以之为非而加以劝阻反对。这里主要抓住仁与不仁作文章，辩驳振振有词，显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最后照应篇首，重申自己的观点：“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并感慨系之，补上一句自己的推想加以强调说：“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后人评论
沈德潜在《唐宋八家文钞》卷三十中说本文“简而能庄，字字着力”。
材论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1不欲其众2；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3者，以为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终身无天下之患，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4，故偃然5肆吾之志，而卒入于败乱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谓吾之爵禄贵富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戚在我，是吾可以坐骄6天下之士，而其将无不趋我者，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养育取用之道，而然7以为天下实无材，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为患则同，然而用心善而犹可以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盖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8未知其故也。
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此其所以异于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审用之，则虽抱皋、夔、稷、契9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10，其末立见，故未有有其实而不可见者也。”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厩也。驽骥杂处{11}，饮水食刍，嘶鸣蹄啮{12}，求其所以异者，蔑矣。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其辔{13}而千里已至矣。当是之时，使驽马并驱，则虽倾轮绝勒{14}，败筋伤骨，不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后骐骥褭与驽骀{15}别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为天下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耳。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
夫南越之脩簳{16}，镞以百炼之精金，羽以秋鹗之劲翮{17}，加强驽之上而{18}之千步之外，虽有犀兕{19}之捍，无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决胜觌武{20}之所宝也。然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敲扑，则无以异于朽槁之挺也。是知虽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于是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其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荦者乎？呜呼！后之在位者，盖未尝求其说而试之以实也，而坐曰天下果无材，亦未之思而已矣。
或曰：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独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能复先生之法度。能复先王之法度，则天下之小事无不如先王时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
噫！今天下盖尝患无材。吾闻之，六国合从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21}谏诤之佐来。此数辈者，方此数君未出之时，盖未尝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者，吾不信也。
【注】
1上之人：泛指位居高层的统治者，此处指皇帝。2不欲其众：不希望人才众多。3蔽：遮挡，蒙蔽。这里引申为偏见。4数：旧指气数，即命运。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人才的得失，对国家治乱的命运无所补益、不起作用。5偃（yǎn演）然：安乐的样子。6坐骄：安然不动，傲视天下。7（xi洗）然：担心害怕的样子。8特：但，只不过。9皋（gǎo高）：皋陶（yáo姚），姓偃，相传曾被舜帝任为管刑法的官。夔（kui奎）：舜时期的乐官。稷：是历山氏之子，名农，能种植百谷。为五谷之神。契（xiè泻）：相传是舜的大臣，主管教化。为商朝的祖先。10锥之在囊：比喻有杰出才能的人士是不会被埋没的，就像放在口袋里的锥子一样，马上会露出尖端来。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囊，口袋。{11}驽（nu奴）：劣马。骥（ji记）：千里马，常以之比喻杰出的人才。{12}啮（niè聂）：咬。{13}一顿其辔（pèi佩）：一拉马缰绳。{14}倾轮绝勒：车轮歪斜，马缰绳勒断了。{15}褭（yǎoniǎo咬鸟）：骏马名。驽骀（tái台）：能力低下的劣马。比喻才能平庸。{16}脩簳（gǎn杆）：长的箭。{17}劲翮（hé河）：坚硬的翎管，可造箭尾。{18}（kuo扩）：张满弩弓。{19}犀兕（xisi西四）：像野牛似的猛兽。犀牛有二角，兕是雌性的犀牛，只有一只角。{20}觌（di迪）武：以武力相见，即打仗的意思。{21}谟（mo模）谋：计策，谋略。
《材论》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作于嘉祐年间。从题目即可看出，这是一篇专讲人才问题的专论。王安石认为改革弊政的关键问题在于人才，因此，他在文中对人才的重要性和选拔、使用人才的方法，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有很强的针对性，有的放矢，批驳有力，深刻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本文可以说是王安石改革图新的“招贤书”。
作者在文章伊始便喊出：“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语气何其坚定!论点何其鲜明!“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把人才问题提高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是治国的极端重要的大事。然而，“上之人”，即上层的统治者，“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这种社会弊病是怎么形成的？对此，作者尖锐地指出当今在人才问题上存在的“三蔽”，即三种偏见，三种错误观点，并一一加以批驳。
作者在列举了人才问题的三种偏见的同时，还概括出其共同的危害性是“卒人于败乱危辱”，这一结论真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还与前边“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一次有力地论证了人才对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但在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与批驳中，作者并没有对三种偏见平均用力去批驳，而把重点放在第三种偏见上，“用心非不善”“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持这种偏见的人，其主观上不是不想用天下人才，而是糊涂无知，不懂选用天下人才之道。这是因为持前两种偏见者自视位高、财足，认为人才得失与国家治乱无关的谬论，容易被识破，不需赘述。而第三种人之偏见，作者认为“犹可以论其失者”，是本文重点批驳的内容。
在对人才的重要性定位，并对选拔和使用人才的原则、方法作出深刻精辟的论述以后，作者意犹未尽，再一次以义正词严的口气说：“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者，吾不信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看法，气势磅礴，自然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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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
太古1
太古之人不与禽兽朋2也几何？圣人恶之也，制作3焉以别之。下而戾4于后世，侈裳衣5，壮宫室6，隆耳目之观7，以嚣8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皆不得其所当然，仁义不足泽其性，礼乐不足锢9其情，刑政不足网10其恶，荡然复与禽兽朋矣。圣人不作，昧者不识所以化之之术，顾引而归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万世，圣人恶用{11}制作于其间？必制作于其间，为太古之不可行也。顾欲引而归之，是去禽兽而之禽兽，奚{12}补于化哉？吾以为识治乱者{13}，当言所以化之之术。曰归之太古，非愚则诬。
【注】
1太古：远古，上古。2与禽兽朋：与禽兽为伍，意谓人们的不开化与禽兽相近。3制作：此处指制作房屋、衣服、礼乐等。4戾（li立）：至，到。5侈裳衣：使人的衣裳穿得奢侈华丽。侈，奢侈。裳衣，即衣裳。6壮宫室：使人住的宫殿建得很壮丽。7隆耳目主观：使人的视觉听觉、得到尽情享受。隆，隆盛，兴盛。8嚣：喧嚣，此处里有炫耀之意。9锢：禁锢，控制。10网：网罗，束缚，防范。{11}恶用：何用。{12}奚（xi夕）：何。{13}识治乱者：明白治乱之理的当权者。识，指明白、明了。
熙宁元年（1068）四月，担任“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军府事”的王安石奉宋神宗赵顼诏至京师越次入对。皇帝问：“为治何先？”答曰：“择术为先。”这里的“术”就是“变法”，就是用新的观点和方法，以改变朝廷上下陈旧的政治理念和思想道德观点，借以逐步改变当时积贫积弱的局面，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本文不足两百字，写于“入对”两年后，即熙宁三年，跟“越次入对”的基本观点相似，是一篇言简意赅的说理小品。
本文中作者高屋见瓴，以十分精练的语言，将我国社会进化史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太古时期，人与禽兽野处杂居，生活在一起，为“朋”共处，各方面的生存条件十分简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还谈不上丰富。二是漫长的阶级社会。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也有了国家社会制度和礼乐规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渐丰富、升华、精致化，然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伦常往往受到破坏，仁义、礼乐、刑政、教化等等无法禁锢，人性越来越堕落，似乎又回到与“禽兽朋”的境地。这也是作者最为痛心、忧虑的，希望能彻底改变的状况。三是回到理想社会。这种社会的具体情况，由于实际还没有出现，文中也含混朦胧，仅仅是一笔带过。
接着，王安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太古不化”，认为原封不动地回到“太古”，是一种倒退，批判口气相当严厉。那么，作为“识治乱者”，正确的道路是什么？一句话：“当言所以化之之术。”这里的“化”，不只是教化之意，它的主旨是变化，大而化之，就是只有通过变法，即整个社会的改革和变动，才能扫除一切恶习，真正实现富国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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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古来博洽而不为积书所累者，莫如王介甫。”
兴贤
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1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义，流俗2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兴，昏乱之世虽有之亦不兴？盖用之与不用之谓矣。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商之兴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3。周之兴也，同心者十人4，其衰也，亦有祭公谋父5、内史过6。两汉之兴也，有萧、曹、寇、邓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陈蕃、李固之众7。魏、晋而下，至于李唐，不可遍举，然其间兴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观之，有贤而用之者，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可不慎欤？
今犹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虽扰攘之际8，犹有贤能若是之众，况今太宁，岂曰无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询众庶9，则才能者进矣；不有忌讳，则谠直10之路开矣；不迩小人，则谗谀者自远矣；不拘文牵俗，则守职者辨治矣；不责人以细过，则能吏之志得以尽其效矣。苟行此道，则何虑不跨两汉、轶{11}三代，然后践五帝、三皇之涂哉。
【注】
1专己：自己独断专行。2流俗：指一般平民百姓。3仲虺（hui悔）：商汤的左相，即中垒。伊尹：商汤的宰相，曾辅佐汤伐桀灭夏。三仁：指商末三位贤人微子、箕子、比干。4十人：指周朝初年辅助武王、成王的周公、太公、召公、毕公等十人，《尚书?大诰》中有详细记载。5祭公谋父：祭公是周穆王时的卿士，谋父是字。6内史过：周惠王时的大臣，思想比较开明。内史为周朝的官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7王嘉：西汉哀帝时宰相，为人刚直严毅，后因劝谏哀帝宠幸董贤，下狱死。傅喜：哀帝时为右将军，为人恭俭修洁，忠诚忧国。陈蕃：东汉末大臣，为人忠清直亮，后谋诛宦官，事泄被杀。李固：东汉末年的大臣，从小博学正直，冲帝时为左尉，后被诬下狱，与二子一起被害。8扰攘之际：指乱世。扰，扰乱，侵扰，纷扰。攘，攘夺。9博询众庶：广泛征求百姓意见。10谠（dǎng党）直：正直敢谏。谠，言直。{11}轶（yi亦）：超过，超越。
“兴贤”二字是“国以任贤使能而兴”的缩写，意为一个国家只有起用贤人才能使国家兴旺起来，这是本文的主旨。这篇议论小品大致作于嘉祐四年（1059）间，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作者早就对选贤任能有关国运兴衰的重要性有明确认识，而且此文在当时具有影响舆论，推动朝廷，提醒皇上的积极作用。
作为一篇议论文，本文风格是简劲有力，深入浅出。文首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义，流俗所共知耳”，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明确坚定，不枝蔓，不拖泥带水。
紧接着，以历史为鉴，重实证。作者着重举出商、周、两汉贤才共22位历史人物来证明前面自己提出的基本观点，给人明确、深刻的印象。王安石随手拈出的这些贤才的事迹，都是班班可考，无法否认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作者有丰富的古代兴衰的历史知识，有过认真、详实的思考，并不是偶然的灵机一动。最后以一句“由此观之，有贤而用之者，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可不慎欤”加以归结。既是对当世的提醒，又巧妙地引出下文，起到过渡的作用。
王安石认为，贤才“今犹古也”，一个是“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一个是“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在对比中向君王进言，希望打开言路，发现真正的贤能之士；希望君王能远离小人，宽容人才的小缺点、小过失，那么能吏们就能尽心尽责，在岗守职的人们也能明白治理政事的是与非了。这些建议分条陈述，极有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不同的方面向君王和高层统治者提出了兴贤用能的指导方针。内容丰富，概括性强，至今仍有很强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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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称赞王安石是“极有笔力当别用一具眼观之”。
伤仲永
金溪1民方仲永，世隶耕2。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3。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4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5，或以钱币乞{6}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7于邑人，不使学。
予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8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9，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邪？
【注】
1金溪：宋代县名，属江南西路抚州，治所在今江西金溪县。2隶耕：属于农耕人家。3借旁近与之：借附近人家的书具给他。4收族：团结同族。5宾客其父：用对待宾客的礼节对待他父亲。此处“宾客”作动词用。6乞：给，给予。7日扳（pān攀）仲永环谒：每天牵拉着仲永四处拜访。扳，挽引，拉扯。8泯然：消失殆尽的样子。9通悟：犹“通敏”，通达聪慧。
本文写于庆历三年（1043），是一篇因事抒感、叙议结合的散文名篇。作者借事说理，以方仲永的事件为主体，紧扣一个“伤”字展开，流露出作者对一个神童从幼年的天资聪颖到最终泯然众人的惋惜之情，强调后天教育对成才的重要性。
文章分叙事和议论两部分。叙事部分作者用跟踪描写的手法，描写了方仲永的人生变化。方仲永出身于世代为农的家庭，幼年时天资聪颖，五岁时忽然向父母索取纸笔，便能写出四句诗来，并知道署上自己的姓名，好像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神童，而且文思敏捷，“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这真是有点传奇色彩。后来其父“不使学”，十二三岁时他已名不副实，文采上开始走下坡路了，再让他作诗，和前时之闻已经相差很远。又过了七年，作者再到舅家，问到方仲永的情况，幼时的聪慧已经消失净尽，已经和芸芸众生没有什么差别了。
仲永的天赋远远超过一般有才能的人，但最终却变成和大众一样平凡无奇，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进一步揭示原因，作者又纡徐委曲地转进一层，使其议论向纵深发展，指出天赋这样好的仲永，因不重视后天的教育培养，尚且沦为众人；那么本来就是天赋平常的人，如果再不重视后天的教育，最终还能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吗？结尾奇警而又发人深思。
后半部分议论则表明作者的看法，指出方仲永才能衰退是由于“受于人者不至”，强调了后天教育的重要。文章以“伤仲永”为题，写的是可“伤”之事，说的是何以可“伤”的道理，表达了三个层次的“伤”。第一层是为仲永这样一个天才最终沦为一个普通人而感到惋惜，第二层是为像仲永的父亲这样不重视后天教育，思想落后的人而感到可悲，第三层是为那些天资不及仲永，又不接受后天教育，最终连普通人都不如，重蹈方仲永的覆辙的人哀伤。
这篇不到三百来字的文章，叙事条理清楚，说理深刻透彻。通过方仲永这一实例说明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道理，给人以深长的思考。人是否能成才，与天资有关，更与后天所受的教育以及自身的学习有关。这就对鼠目寸光的家长提出了批评与警告。这种批评与警告，至今仍有很普遍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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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将上文一笔折到，辞气极为骏快。”
同学一首别子固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1，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2，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语也，辞币未尝相接也3；其师若友，岂尽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其相似也适然。
予在淮南4，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还江南，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为然。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5。正之盖亦尝云尔。夫安驱徐行，6中庸之庭，而造7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8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9，私有系10，会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注】
1子固：即曾巩。江西南丰人，唐宋八大家之一。2正之：孙侔，为文奇古，终身不仕。3辞：言辞，指书信。币：相互赠送的礼物。4淮南：淮南路，宋治所在扬州（今江苏扬州市）。5扳：挽引。6（lin吝）：指车轮辗过。7造：造访。8从事于左右：指跟随在曾巩、孙侔两人身边。这是自谦的话。9守：职责。守有约束之意。10系：牵系，牵累。
本文是一篇赠序，约作于庆历三年（1043），是作者早年的作品。子固，是曾巩的字。曾巩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和作者同正值风华正茂，两人又同是江西人。题目中的“同学”一词，字面意思虽然可以解作“共同学习”，可它的真正意思是“共同学习圣人”。抒写朋友间相警相慰、互勉互励之意，唱叹有情，婉转深厚。
本文的重点是谈论“贤人”的问题和吏治的改革，自然要进贤黜邪。这里的“贤人”，与欧阳修《朋党论》中的“君子”，是同一类人，都是一些敢于“矫世变俗之志士”。
文首说“江之南有贤人焉”，即称赞他的两位友人曾巩和孙侔，就是两个君子式的贤人。一则照应问题，二则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贤人来带动全篇。
虽然“未尝相过”，没有亲密的交往；“未尝相语”，没有常常在一起交谈；“辞币未尝相接”，没有书信和礼物往还，但彼此的言行却如此相似，都同学圣人以为榜样，也都是道德君子，彼此“正于道”而不相疑。他们也是“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其师若友”，以共同改革社会、改革朝政的理想为基础的。在这里，作者写曾、孙二人，其实也是在写自己。
行文至第三段落，才触及本题，强调“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提出了自己的做人处事标准，即中庸之道。以期望他和曾、孙二人，能够以这个标准互相帮助，互相提高。末句“愿从事于左右”，虽是作者自谦的话，然亦表达了对友人发自内心的仰慕之情。
最后一段，作者感慨说不能和曾巩经常在一起，互相切磋文章，由此而感到遗憾和失落。“以相警，且相慰云”，“相警”“相慰”四个字，道出了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升华了主题。可以想象，两个人的友谊是纯粹的，不掺杂任何世俗的杂质。这种友谊不会因为时间而淡化，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有所松弛，无限离别意，尽在不言中。
在写作手法上，本文从大处着眼，小处着笔，由小及大，收放自如。这种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正是王安石作品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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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王）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1，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2，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3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注】
1孟尝君：姓田名文，战国时齐之公子，以好客养士而著称。《孟尝君传》即《史记?孟尝君列传》。2特：但，只。鸡鸣狗盗：孟尝君出使秦国，被囚。有门客装狗，盗得狐白裘献给秦王宠姬，宠姬劝秦王释放孟尝君。孟尝君连夜逃至函谷关，天未亮，关门未开，又有门客学鸡叫，骗开关门，才逃回齐国。3擅：依靠，凭借。
孟尝君姓田名文，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他养士数千人，成为齐国的重要政治人物。士人也因为他待人“无分贵贱”而乐意归附他，孟尝君被困于秦国时，最终依赖这些擅长鸡鸣狗盗的士人，从虎豹般的秦国脱身。司马迁都不禁概括说：“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传矣。”
而王安石在读《史记?孟尝君传》之后，就写下一篇与众不同的读后感，全文仅90字，却被誉为“千秋绝调”。这篇《读孟尝君传》是一篇驳论文，它所要反驳的，就是人们都认可的“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一开头就直奔主题，而后用两句话非常简括地点出了传统看法的主要内容，作为自己驳论的靶子。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士以故归之”，这是“能得土”的因果关系。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又是“能得士”“士归之”的结果。简简单单的三句话，把《孟尝君列传》中一大段记叙文字的内容都全部概括进去，且每一句都彼此连接，非常简练，也非常紧凑。三句话中的“得士”“士归”“脱秦”在后面都有照应，也都是批驳的对象，可谓语无虚设，甚至连“虎豹”这样的形容性词语，后面也自有照应。
铺垫充足以后，作者紧接着用“嗟乎”这个感叹语作转折，马上提出了一个与“孟尝君能得士”针锋相对的论断：“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土？”不仅一反世人的敬仰之情，还给号称最能得士的孟尝君戴上一顶“鸡鸣狗盗之雄”的帽子。这个针锋相对的论断由于跟传统看法完全对立，看似极为荒唐，不可思议，也吊足了读者的胃口。
但接下来，王安石并不从正面去论证自己提出的这个论断。因为倘若费力地论证孟尝君非得士之人，并不能证明他得的是“鸡鸣狗盗”之人，因为他也网罗了像冯谖这样的人才。于是王安石紧紧抓住“不足以言得士”这个中心论题，巧妙地从反面加以推论：“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这是直接反驳上文的“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
于是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在作者心目中，所谓“士”，绝非“鸡鸣狗盗之徒”，而是“国士”，是有大智大谋能为帝王师的高级人才，是像兴商的伊尹、兴周的吕望、兴汉的张良这种兴邦定国之材。有了这样的人才，再加上齐国据有的强大国力，就可以南面称王，制服虎豹之秦，哪里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这一反问，咄咄逼人，又理直气壮。
这个历史事实正可以从反面证明孟尝君并未得士，并未得到像管仲那样辅佐桓公成霸业的士，更不用说辅佐武王成王业的吕望那样的士了。“鸡”“狗”与“虎豹”的对照，颇含深意：孟尝君非得士之人，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而已，而贤明之士是指治国安邦的人，正因为孟尝君门下尽是一些只懂雕虫小技之士，所以真正的贤明之士是不肯投靠他的，观点有新意，其实这里就已涉及到了人才的标准问题。
行文至此，已将孟尝君“岂足以言得士”的论断论证得很有力了，但作者抓住孟尝君用鸡鸣狗盗之徒之力这件事又翻进一层：“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这更是发聋振聩之论，是直接反驳“士以故归之”这个论断的。因为，孟尝君一旦收了鸡鸣狗盗之徒，真正的国士就会认为他根本不重士。因为士不仅羞于与此辈为伍，更是因为他们从搜罗任用鸡鸣狗盗之徒这件事上，看到了主人之不能成大事。说明孟尝君之所以不得真正的国士，恰恰是由于他搜罗了鸡鸣狗盗之徒。通过这一层的反驳，作者无不惋惜地发出感慨说：“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一声悲叹结束全篇，可谓是余音绕梁，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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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唐宋八家古文读本》卷三十）书李文公1集后
文公非2董子作《仕不遇赋》，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观之，《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而孔子亦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3，吾已矣夫!”盖叹不遇也。文公论高如此，及观于史，一不得职，则诋审相以自快。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言不可独信久矣。虽然，彼宰相名实固有辩4。彼诚小人也，则文公之发，为不忍于小人可也。为史者，独安取其怒之以失职耶？世之浅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5，以为触宰相以近祸6，非以其私，则莫为也。夫文公之好恶，盖所谓皆过其分者耳。
方其不信于天下，更以推贤进善为急。一士之不显，至寝食为之不甘。盖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后已。士之废兴，彼各有命。身非王公丈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为贤，仆仆然{7}忘其身之劳也，岂所谓知命者耶!《记》日：“道之不行，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过，抑其所以为贤欤!
【注】
1李文公集：唐李翱撰。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甘肃秦安东）人，曾从韩愈学古文。2非：责难。3凤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河不出图：传说在上古伏羲氏时代，黄河中有龙马背负八卦图而出。凤鸟至、河出图，被古人看做是圣人受命而王的先兆。4名实：外在的名和内在的实际。辩：通“辨”，指不同、区别。5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即俗话说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利心，功利之心。量，度量。6近祸：招惹灾祸。7仆仆然：奔走劳顿之状。出自《礼记?中庸》。
本篇是作者读《李文公集》后写的一篇书后，李文公即李翱，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书后”是一种文体，近似于跋，但形式和内容更加自由。本文题为《书李文公集后》，但并没有对李翱文集内容作任何评述，而是对李翱的人品作了辨析，描绘李翱是“以推贤进善为急”，赞颂他好恶分明的个性和求贤若渴的高尚品德。
文章第一段先从李翱非难董仲舒作《仕不遇赋》谈起，分析了李翱对“不遇”的见解并表达自己的看法。董仲舒曾作《仕不遇赋》，抒发文人不遇明主的牢骚。李翱对董仲舒的怨怼态度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有失大儒风度，劝他应该通达地看待自身之穷达，不应“自待不厚”，大发牢骚。这样一来，文章给读者引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李翱本人对不遇的见解和史书所载他的行为并不一致。行文至此，让人以为作者似乎是在批评李翱的言行不一。其实这些叙述只是一个引子，只是想用李翱言语与行动的矛盾来引发读者的思考和阅读的兴趣。
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剖析了李翱言语与行动产生不一致的原因及该如何看待这种不一致性。他指出：“今吾于人，听其言而观其行，言不可独信久矣。”就是说观察一个人，不能只听他的言论，重要的是看他的行动。接下来本着这种原则，作者对李翱抵触宰相一事作了剖析：宰相李逢吉的名声与实际有可挑剔的地方，李翱的愤怒是因为“不忍于小人”而发的。并且，李翱“一不得职，则诋宰相以自快”，把一个嬉笑怒骂、有血有肉的李翱勾勒出来。著史者不能深察李翱发怒的深层原因，而仅仅记述其发怒行为，就是失职。
至此，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世上浅薄的人往往喜欢“以其利心量君子”，认为抵触宰相会招惹祸害，因此推测李翱是因为私人恩怨才抵触宰相的。这既批判了世人的推测，也为后文褒扬李翱埋下伏笔。
文章后半部分主要写李翱的好恶“皆过其分”，寓褒于贬。转入作者此文的正题，热烈赞扬李翱是“更以推贤进善为急”，乃至于“一士之不显，至寝食为之不甘”；甚至为了能够推举贤能，不惧东奔西走，“仆仆然忘其身之劳”。于是，一个爱才、求才、任才、爱才的爱憎分明的官员形象便展示在世人面前，与前文的贬低形成鲜明对比，让世人顿悟，原来这都是李翱的本性使然，而非是人们私下猜测的那样。
从剖析缺点开始，到肯定赞誉为止。欲扬先抑，先抑后扬，更显其扬起。不但使得行文曲折有致，而且巧妙表达了作者的歌颂之情，对李翱的赞美之意溢于言表。篇幅虽然短小，却波澜起伏，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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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半山文瘦硬通神，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等简贵。”（《艺概》）答司马谏议书
某启1：昨日蒙教2。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3，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4多异故也。虽欲强聒5，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6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7、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8，难壬人9，不为拒谏。至于怨诽10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11}？盘庚{12}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13}至。
【注】
1某启：古时书信开头格式。某，是人名的代字，为了简便，起草写作“某”。此处意思是：“安石陈述。”2蒙教：承受教诲。这是收到司马光的来信《与王介甫书》的客气话。3君实：司马光的字。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游处：同游共处，指朋友往来交好。4所操之术：指彼此所主张的政治上的一些做法。操，持。术，方法、手段、策略。5强聒（guo郭）：勉强说给人听。聒，喧扰，嘈杂。6反复：指书信往来答辩。7侵官：侵犯原来官吏的职权。8辟邪说：批驳错误言论。9难壬人：斥责巧言献媚的奸佞之徒。10怨诽：抱怨和诽谤。{11}汹汹然：大吵大闹的样子。{12}盘庚之迁：盘庚是殷代的中兴之君，他即位后，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亳之殷地（今河南安阳），曾遭到全国上下的反对埋怨。{13}向往之至：指仰慕到极点。此处是恭维的话。
自古以来，一些力图富国强兵的变法，往往都会遭到传统势力的阻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春，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他针对北宋王朝存在的弊政，提出变法主张，在理财、整军两大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却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第二年，当时任翰林学士、右谏大夫的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六百多字的长信，列举新法的种种弊端，要王安石放弃新法，恢复旧制。
面对反对者的兴师问罪，王安石用这三百多字的短信回敬了司马光，简洁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错误的保守观点，并表示了自己革新政治的坚定立场与决心。文章写得言简意赅，谨严锐利，表现了王安石一向雄健、慎密的论说文风格。
全文分为三部分，首先交代写信的原因，言语委婉有致；接着进行合情合理的辩驳，有理有据，层层深入；最后表明态度，不失赠答之礼。对司马光加给作者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第一部分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作者因与司马光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首先交代两点：一是在私交上，自己与司马光是“游处相好之日久”的朋友，司马光对待自己也是“视遇厚”，他们相识、相交多年，互相敬慕，彼此尊重，私人之间不存在矛盾、恩怨。二是在政治主张上，自己与司马光却有着原则性分歧，即“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这种政见的不合是不可调和的，不是几封信就能解决的。所以作者说：“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
第二部分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本文中间一段，针对司马光来信所提主要论点加以驳复，是信的主体部分。作者每下一语，都能说得对方哑口无言。文章笔锋犀利，语势劲健，作者决不引咎自责，表现出对实行新法抱着极大的信心。作者首先提出辩论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先把名义和实际关系弄明确，是非自然清楚。司马光在信中指责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项。于是，作者连用了四个“不为”的排比句式，摆事实、讲道理，将这几个罪名一一逐条申辩，说：“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作者理直气壮，斩钉截铁地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一一正名，使得司马光所加的每一个罪名都不符合实际，不能成立。
第三部分，作者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想让我从此不要做这些事儿，墨守前人的所作所为，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最后一部分是书信常规的结束语。
王安石这封信，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对新法的歪曲和诽谤，揭露了顽固派的腐朽本质和守旧面目，表现了王安石把变法运动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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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固由傲兀性成，究亦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古文辞类纂》卷三十）答曾子固书
某启：久以疾病不为问1，岂胜2向往！前书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故语及之。连得书，疑某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乱俗3。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
然世之不见全经4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5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6、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7，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8故也。杨雄9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而墨、晏、邹、庄、申、韩10，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11}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
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12}，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为如何？苦寒，比日侍奉万福{13}。自爱。
【注】
1不为问：没有写信问候。2岂胜：怎么能够禁受住。此处是夸张的说法。3乱俗：迷惑世人，败乱风俗。4全经：指经典的全貌。5百家诸子：指先秦至汉初各种学术流派的著述。6《难经》《素问》《本草》：都是古代的医药书。7女工：当时指从事手工劳动的妇女。8不足以尽圣人：不足以全面准确了解圣人的思想。9扬雄：字子云，西汉儒家学者。10墨、晏、邹、庄、申、韩：墨，指墨翟，战国鲁人，墨家创始人，著有《墨子》。晏：指晏子，春秋时齐国大夫。后人搜集他的言行，编有《晏子春秋》。邹，指邹衍，战国齐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著有《邹子》。庄，指庄周，战国宋人，道家的代表人物，著有《庄子》。申，申不害，战国郑人，早期法家代表人物，著有《申子》。韩，指韩非子，战国韩人，法家代表人物，著有《韩非子》。{11}异学：异端之学，指儒家以外的其他学说。{12}以言相尚：以言语相互推崇、吹捧。{13}比日侍奉万福：当时写信给有父母的人的客套话，意思是祝您的父母近日健康。
曾子固，即曾巩。他与王安石从年轻时开始交往，两人交谊甚厚，彼此书信来往很多。中年以后，由于两人对推行新法观点不同，思想出现分歧。曾巩的政治思想相对比较保守，对王安石的新法有所非议。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就读经方法的问题，反驳了曾子固对自己的指责，谈了自己的治学态度与方法。
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首先，作者提出自己“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的治学之道。
然后，王安石从理论上对这样做的必要性作了论证。后世之人，与先王所处时代不同，不广泛阅读，不全面调查研究，就不能全面了解圣人之旨。又举例证明，即使是“不好非圣人之书”的古代大儒扬雄，对于诸子百家著作也是无所不读的。作者对此进一步分析说，读书要首先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其他学说有所取舍，这样异端学说就难以扰乱自己的思想体系。此段的巧妙之处是，表面看是作者在自说自话，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其实含有间接反驳曾子固批评的意思。既然仅仅读经不足以知经，既然只要能够以儒为本，读书时有所取舍，自己就不会为异学所乱，那么，读佛经也没有什么害处。行文至此，曾子固“佛经乱俗”的批评不攻自破。
到了第三段，作者才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进一步为自己辩论说，“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没功名利欲之中，没有用儒家的思想加强自身修养。所以，曾子固提出的“佛经乱俗”之语也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作者在反驳过程中的用语把握十分准确，既态度明确，批评了曾子固对自己的误解，又用猜测的语气，委婉批评了曾子固只读经的做法，很有分寸。
相对于给司马光的回信，本文虽然篇幅短小，但却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从局部来看，第二段论述自己治学之道，既摆事实又讲道理，层层深入，把道理说得很透彻。从全篇来看，作者在论述自己治学方法的同时，自然驳倒了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上独尊儒术死读儒家经典思潮和只凭主观臆想不注重调查研究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回击，而他所倡导的注重调查、全面学习的方法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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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闿（kǎi凯）生：“荆公崛起宋代，力追韩轨，其倔强之气，峭折之势，朴奥之词，均至阃（kun困）奥……”（《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答钱公辅1学士书
比蒙以铭文见属2，足下于世为闻人3，力足以得显者铭父母，乃以属于不腆4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辄为之而不辞。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损5。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6，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
家庙以今法准之，恐足下未得立7也。足下虽多闻，要与识者讲之。如得甲科8为通判，通判之署9，有池台竹林之胜，此何足以为太夫人之荣，而必欲书之乎？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辞赋，虽市井小人10，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太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悲欢荣辱于其心也。太夫人能异于闾巷之士，而与天下有识同，此其所以为贤而宜铭者也。至于诸孙，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无七孙者乎？七孙业文{11}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儿童，贤不肖未可知，列之于义何当也？诸不具道{12}，计足下当与有识者讲之。南去{13}愈远，君子惟慎爱自重。
【注】
1钱公辅：字君倚，常州武进（今属江苏）人。皇祐元年（1049）进士。仁宗时为太常丞、集贤校理，曾通判越州。其时（至和二年，1055）带有集贤院学士衔。2蒙：敬词，承蒙。属：同“嘱”，委托。3闻人：有名望的人。4腆（tiǎn舔）：美好。5增损：增加或者减少，此指修改。6见还：将原文退回来。7立：建立，指家庙，即宗族祠堂。8甲科：科举考试的第一等。9通判：官名。在州府设置，地位略次于知府、知州，与地方长官共同处理政务，而且还有监察官吏的实权。署：官署，官员办公的地方。10市井小人：普通老百姓。市井，街市，旧时交易的地方。{11}业文：以文为业，都是学习写文章的人。{12}诸不具道：种种不一一细说。{13}南去：指钱公辅到越州（今浙江绍兴）任通判，地在北宋首都汴京之南，而作者写此文时在京任群牧判官。
这是一篇书信体的作品，作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王安石当时在朝中任群牧判官。古代书信体的作品，有不少名篇，风格多样，这一篇是长于说理的佳作。
之前，朝中同僚钱公辅请王安石为他去世的母亲永安县太君蒋氏作墓志铭，王安石答应了。但墓志铭写好给钱公辅后，却收到钱的一封来信，认为“未副所欲”，即不符合钱家的要求，希望“有所增损”，对内容进行适当修改。这很出乎王安石的意外。他不愿意改动，要求将自己起草的墓志铭退回。为此，还特地写了这封信予以正面答复，就是本文的《答钱公辅学士书》。
文章第一段用以介绍具体的情况，说明复信的原因。对方希望能够有所修改，但是自己坚持自己的原则，认为“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对方看不上，那么只有请对方将原文送回，另请高明撰写。在这里，作者的态度是认真而严肃的，无可动摇也不可调和的。
接下来的第二段中继续申说“不可改”的几条理由。第一，“家庙以今法准之，恐足下未得立也”。意思是说，像太常丞、集贤校理这样的小官是不能立家庙的，只能是“祭如寝”。所以，即使以蒋氏丈夫钱冶而论，也才是“赠兵部员外郎”的职务，同样不符合立庙的标准。故而，均不能写进墓志铭里去。
第二，钱公辅有五个儿子，但还有公谅、公谨（官郑州新郑尉）、公仪、公佐四人的官衔均不值得写进去，七个孙子尚还年幼，“贤不肖未可知”，也不宜列名。如果长大了，“业文有可道”，当然可以增加。至于“通判之署”，有“池台竹林之胜”，风景虽美，也不值得写进先人墓志铭中来夸耀。这明确表明了作者的基本观点是重道轻俗，认为钱公辅口口声声要增加的东西都是俗不可耐的。
后文里的“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就是间接讽刺说一个人官有多大，庙有多富丽堂皇，官署有多美丽，都是次要的，如果斤斤于此，足以说明为人之俗，视野之窄。
第三，作者在墓志铭中强调的恰恰是钱母蒋氏的高贵品德（即儒道），“自其嫁至于老，中馈之事亲之惟谨（亲自下厨房），自其老至于没（去世），纫缝之劳（亲手操持缝补之事）犹不废”。描绘了一位一生孝顺、勤劳、吃苦、公正、谨慎的古代妻子，处处体现出她的奉献精神。这是应该铭记却被钱公辅而忽略的，也是作者认为不应该的地方。
这封信虽然没有表达什么高远的志向，但是凸显了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就是利用先人的功名来追求名利是十分低俗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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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顺之：“语甚切直，可以裁谀墓者。”（《文编》卷四十八）芝阁记
祥符1时，封泰山2以文天下之平3，四方以芝4来告者万数。其大吏，则天子赐书以宠嘉5之，小吏若民，辄锡6金帛。方是时，希世7有力之大臣，穷搜而远采，山农野老，攀缘狙杙8，以上至不测之高，下至涧溪壑谷，分崩裂绝，幽穷隐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于九州、四海之间，盖几于尽矣。
至今上即位，谦让不德9。自大臣不敢言封禅，诏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纳。于是神奇之产，销藏委翳10于蒿藜榛莽{11}之间，而山农野老不复知其为瑞也。则知因一时之好恶，而能成天下之风俗，况于行先王之治哉？
太丘{12}陈君，学文而好奇。芝生于庭，能识其为芝，惜其可献而莫售{13}也，故阁于其居之东偏，掇{14}取而藏之。盖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贵于天子，或贵于士，或辱{15}于凡民，夫岂不以时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贵贱，而卒所以贵贱者，何以异哉？此予之所以叹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记。
【注】
1祥符：全称为“大中祥符”，为北宋真宗赵恒年号。2封泰山：是指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在泰山下的梁父山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封：封禅，指历代帝王封泰山的祭天地的典礼。3文天下之平：保佑天下太平。文，文饰，粉饰。平，平安。4芝：灵芝草，一种菌类植物，旧时称为祥瑞。5宠嘉：恩宠嘉奖。6锡：同“赐”，赐予。7希世：迎合世俗。8狙（ju居）杙（yi亦）：像猿猴一样攀援。杙，小木桩。9不德：不认为自己有德。10委翳（yi亦）：丢弃和遮蔽。{11}蒿藜榛（zhēn真）莽：泛指深山老林、草木丛生之处。榛，一种落叶乔木。{12}太丘：古县名，一作泰丘、敬丘，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北。{13}莫售：无法实现。售，达成某种希望。{14}掇（duo多）取：拾取，摘取。{15}辱：忽视，轻视。
这篇杂记写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当时作者33岁，正担任舒州殿中丞通判。芝阁，顾名思义应是收藏灵芝的楼阁。本文是作者为文中好奇之士陈君筑阁藏灵芝而写的碑记。陈是作者的友人，一个好文而爱奇的人。他偶然在自己的庭院里发现了一棵灵芝草，当然非常高兴，就特意在住宅偏东处建了一座楼阁，并将灵芝摘来收藏在楼阁上面，将它命名为芝阁，特意请作者写一篇记。
作者首先回顾往事，揭露和批评宋真宗祥符年间，朝野以灵芝为祥瑞，一时上上下下穷搜远采，致使九州四海之间，灵芝“盖几于尽矣”。接着，表扬“今上（宋仁宗赵祯）即位，谦让不德”，故而大臣们不敢言封禅、告祥瑞，因此才能求得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即使是山农野老，都不识灵芝为何物，更加用不着攀岩入谷，四处寻求。作者感叹当时民风淳朴，也暗含了对君王不因为自己一时的好恶，让老百姓疲于奔命的需求。因为一旦连天下的风俗也改变了，百姓将难以安居乐业，就更不用说推行“先王之治”了。
然后，作者正面点出陈君因庭院发现灵芝而建芝阁的事，指出这件事情是因为好奇，而不是将灵芝作为祥瑞上献报功，然后有所感慨，“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贵贱，而卒所以贵贱者，何以异哉？”也就是天下有道之士虽然坚守自己的操守，并不希望因“贵贱”而被驱使，但最终的遭际，却往往有天壤之别，与这灵芝又有什么区别呢!
本文重在议论，议论又以今昔对比之法，由大及小，从抽象到具体，写得简练从容。作者巧妙借灵芝之题，表达自己的感慨：士人如灵芝，进退荣辱皆取决于时运，侧面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郁结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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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峭而折，用意多在题外。”（《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游褒禅山记
褒禅山1亦谓之华山。唐浮图2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3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馀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4，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5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6，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7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8，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9而无不在10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11}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12}，而无物以相之{13}，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予于仆碑，又有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14}，长乐王回深父，予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注】
1褒禅山：在今安徽含山县北十五里。旧名华山，有起云峰、龙洞等名胜。2“唐浮图”句：唐代僧人慧褒开始在此筑舍居住。浮图，这里指僧人。3褒之庐冢：这里是慧褒生前居住和死后安葬的地方。4漫灭：模糊不清。5音谬：发音错误。6窈然：幽深的样子。7怠：懈怠，怠惰。8则或咎其欲出者：就有人责怪那个提出要出洞的人。9求思之深：探求思考的深广。10无不在：指世间事物无不在其思考观察的范围之内。{11}随以止：随人而中止。{12}幽暗昏惑：幽深昏暗而令人迷惑。{13}无物以相之：没有外物来帮助自己。相，佐助，扶持。{14}庐陵：今江西吉安。萧君圭君玉：萧君圭，字君。
这一篇游记写于至和元年（1054）七月，当时作者年34岁，正在通判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县）。这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社会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文采斐然，字字珠玑，诸如“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更成为世人常用的名言。
文章前两段记游山所见的景物和经过，是记叙部分。文章紧扣题目，以“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起头，点明作者所游的地方是“褒禅山”，以及这座山的另一个名称“华山”。然后略述前洞和后洞的概况，突出前洞与后洞迥然不同的环境特征，以及游前洞之易与游后洞之难，揭示一般游人就易避难的心理，为后文“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伏笔。
然后详记游后洞的经过。“余与四人拥火以入”，点明了与人同游，这才有入洞以后诸人的不同反应。写经过时，对所见景象，只异常简括地记下“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用连锁句式说明入“深”、进“难”、见“奇”的递进式因果关系，为后文借景喻理提供依据。最后随着入洞之深而“其见愈奇”，下文本应叙写乘兴而入，寻幽访胜，领略“奇”景。不料，兴至高处，却中途退了出来，游洞至此结束。遗憾之情虽未显露，却为后文议论做好了铺垫。
此外，作者又补叙了两点。一是“盖予所至……则其至又加少矣”，一是“方是时……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这两点补叙为下文借事喻理提供了依据。写出洞后的心情，突出一个“悔”字。因为当时“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却“与之俱出”“不得极夫游之乐”，由此而“悔”，并因“悔”而引出下文。
后两段写游山的心得，这是文章的议论部分。作者先借托古人，说古人游览观赏“往往有得”，是因为他们“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以此表明作者在下面所要说的观察所得不是随意的，而是以古人的“求思”精神为依据和标准，经过深思而悟出来的。
作者以景喻物，用“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比喻某种最高成就的境界。但这种境界“人之所罕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但怎样才能达到呢？
作者提出了三个“不能至”：“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三个“不能至”表达了三层意思，提出了达到目的的三个必要条件：“志”“物”“力”。
最后，以“此予之所得也”，收束这一段议论，归结到作者思想上的收获，回应“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这段议论以古人“有得”始，以自己“所得”终，前后呼应。最后一小段，点出同游四人的姓名，与第二段“余与四人拥火以人”句相呼应。最后系年署名，此法从柳宗元游记中来。
本文的记游部分，除为说理之外，没有多余的文字；议论部分，说理充分而有节制，没有无用的笔墨。文末，借仆碑抒发感慨，提出“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的观点，这是从具体到抽象，概括出研究事物必须去伪存真的道理。具有平实而深刻、言简而意丰的效果。
后人评论
当代有学者评论本文说：“行文严谨，用墨极为简省，语言精要得当，以致文字一字也难以增删改换。”
灵谷诗序
吾州之东南，有灵谷1者，江南之名山也。龙蛇之神，虎豹、翚翟2之文章，楩柟3、豫章、竹箭之材4，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5之穴，与夫仙人、释子6、恢谲之观，咸付托焉。至其淑灵和清之气7，盘礴委积于天地之间8，万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属之于人，而处士9君实生其址。
君姓吴氏，家于山址，豪杰之望10，临吾一州者，盖五六世，而后处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11}；其能，以文学知名于时。惜乎其老矣，不得与夫虎豹、翚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为用于天下。顾藏其神奇，而与龙蛇杂此土以处也。
然君浩然有以自养，遨游于山川之间，啸歌讴吟，以寓其所好，而终身乐之不厌，而有诗数百篇，传诵于闾里{12}。他日，出其《灵谷》三十二篇以属其甥曰：“为我读而序之。”唯君之所得，盖有伏而不见{13}者，岂特尽于此诗而已？虽然，观其鑱刻{14}万物，而接之以藻缋{15}，非夫诗人之巧者，亦孰能至于此！
【注】
1灵谷：即灵谷山，道教名山。在江西临川去郡邑三十里。2翚翟（huidi灰迪）：翚，有五彩羽毛的雉鸡。翟，长尾山鸡。3楩柟（piánnán骈南）：楩，树名，即黄楩木。柟，树名，即楠木。两者都是南方生的优质树种。4豫章：树名，即樟木。竹箭：泛指竹子。5魑魅（chimèi吃妹）：古代传说中的山泽精怪。6释子：对出家僧人的统称。7淑灵：美好灵秀。和清：温和清朗。8盘礴：同“磅礴”，广大无边。委积：积聚。9处士：古代称那些有才德而不仕的人为处士。10望：望门，门族。{11}孝悌忠信：儒家的道德标准，即孝敬父母、顺从兄长、忠于君主、为人守信。{12}间（lu吕）里：乡里。{13}伏而不见：隐藏而未显露。{14}鑱（chán缠）刻：绘绣刻画。{15}藻缋（hui绘）：用优美华丽的语言藻饰。
本文是王安石为其舅父吴氏的诗集所作的序。吴氏住在抚州东南的金溪，地处灵谷山麓，他的诗集即以灵谷命名。文章首段以吴君所处的环境“灵谷”为切人点，首先采取铺排的方法，历数山中的物产，极言灵谷空灵优美，物产丰饶。这些铺叙有力地突显了灵谷山的灵气。接下来，作者顺势指出这种灵气凝聚在了万物之灵“人”的身上，并用“而处士君实生其址”一句来引出人物。
为诗集写序却不从诗集入手，而先从作者所处的环境入手，并肆意渲染烘托灵谷优美奇幻的自然环境和丰饶名贵的物产，这看起来似乎有点离题，其实不然。诗集作者处于如此自然环境之中，日日受其洗涤陶冶，自然产生淑灵和清之气，进而会融入到诗歌创作中。所以，环境和人与诗是深有关联的，作者文中对环境的种种铺叙实际都是为写人物、评价诗歌埋下伏笔。
第二段叙述吴君的身世。先言吴君“孝悌忠信”，生于豪杰之门，再说以文学知名于时，叙述现实中吴君不能“为用于天下”的困顿。作者拿吴君与前段灵谷山物产相比，一方面称赞了吴君和灵谷山中的名贵物产一样，富有才华；另一方面表达对其不能出而为天下所用、命运反不如物的惋惜之情。
构思独特新颖是本文的最大特色。作者选取“灵谷”作为切入点，从环境说开去，再及其间的人物，进而论述吴君的诗，深入地剖析了自然、人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构思很独特，也颇有创见。直至文末，文章才转入正题，转入对吴君诗的评价。作者先描述了吴君“浩然有以自养”“遨游于山川之间”“啸歌讴吟”的诗意生活，最后才落到吴君的诗作上，称颂其诗之妙，并交代叙述了诗集作者与自己的关系及自己作序的原因。
本文的一大特色是，行文曲折，笔墨灵动，兴致淋漓，充分体现出作者为文多顿挫转折、峭拔壮观的独特风格。
后人评论
孙琮在《山晓阁选宋大家王临川全集》卷一云：“序处士诗却不说诗。先从灵谷蕴蓄之奇，说到人上，既出处士后，亦不说处士之诗，且言其行能而惜其老，以与前段相应。既出处士能诗，又不实说处士之诗，反说得不尽于诗。而赞美其诗，只于掉尾一句结出，作法绝奇。”
张刑部1诗序
刑部张君诗若干篇，明而不华2，喜讽道而不刻切3，其唐人善诗者之徒欤！
君并杨、刘生，杨、刘4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源，靡靡然5穷日力以摹6之，粉墨青朱7，颠错丛庞8，无文章黼黻9之序，其属情藉事10，不可考据也。方此时，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诗独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
子夏{11}曰：“诗者，志之所之也。”观君之志，然则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岂惟其言而已！
畀{12}予诗而请序者，君之子彦博也。彦博字文叔，为抚州司马，还自扬州识之，日与之接云。庆历三年八月序。
【注】
1张刑部：名保雍，字粹之，历任太常博士、刑部郎中等职。2明而不华：鲜明而不浮华。3讽道：讽谕。刻切：尖刻，刻薄。4杨、刘：指宋初西昆体诗派创始人杨亿、刘筠。5靡靡然：顺势而倒的样子。指当时文人跟着西昆体诗风跑。6摹：摹写，依样写作，模拟。7粉墨青朱：形容西昆体诗歌，辞藻华丽，色彩浮艳。8颠错丛庞：指西昆体作品，一味模拟前人诗句，大量堆砌典故，语意轻浅，庞杂无序，拼凑成文。9黼黻（fufu府扶）：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有一定色彩与图形要求。10属情藉事：写情叙事，引用典故。{11}子夏：孔子学生，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是由他传授下来的。{12}畀（bi必）：付与，托付。
这篇短文写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当时王安石正任淮南判官，治所在扬州。那一年他因公暂回家乡临川，与张刑部之子张彦博相识，并应彦博之请，为张刑部诗集作序。王安石在序中肯定张刑部的诗歌及其“自守不污”的人品。同时，借此序言发表自己的文学主张，批判宋初浸染诗坛的西昆体诗风。
宋初，社会上流行西昆体，效法著名诗人李商隐，其特点是专从形式上模拟李商隐，一味搬用李商隐的诗题、典故、词藻，内容空洞缺乏真情实感。这种诗风同当时那些馆阁学士的身份，和那种升平盛世的宫廷环境，正相适合。朝廷也以此取士，师友互相讲求，直待欧阳修领导北宋诗坛，才一扫西昆体的华艳诗风。年轻的王安石出自欧阳修门下，对于西昆体的华艳，更是深恶痛绝，因此写下这篇《张刑部诗序》。
本文第一部分，着重评价张刑部的诗歌“明而不华，喜讽道而不刻切”，即说张诗形象鲜明，语言明畅，内容充实，不浮华艳丽。赞扬张刑部说：“其唐人善诗者之徒欤!”张君真是唐代擅长写诗者那样的人啊!这一评价运用了暗中讽喻笔法，因为作者这里肯定了张刑部善学唐诗，也为批判西昆体诗人把学唐诗引向形式主义深渊作了伏笔。风格显得含蓄委婉，不直白苛刻。
第二部分是全文的主要部分，作者在此段严辞批判西昆体诗风对当世诗坛的浸染。首先交待张君与西昆体领袖杨亿、刘筠同是北宋初期人，当时正是“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而后五句话，简洁有力地概括了西昆体的特征。西昆体浸染诗坛，学者迷失方向，终日沉溺在这种浮华的诗风中，竭尽全力摹仿，使西昆风气盛行天下。紧接着文章转到张君身上，在西昆体盛行的诗坛上，就已经有像张君这样有文学思想的作者，写作和西昆体完全相反的作品，一扫西昆体的富贵气与浮艳气，而归于质朴无华、不事虚语的真实境界。一句“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诗独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出自作者内心，真挚而不保留地赞扬张诗不被西昆体诗风影响，出污泥而不染，能坚守正确的诗歌创作原则。
自古从一个人的文中可以看出人品，于是作者由张诗联想到张君的为人。因为“诗者，志之所之也”，诗言志，“观君之志”就能看出张君的人品，所作所为也一定是“自守不污”的君子，言行一致的正直诗人。以上第二段，作者从理论上严厉批判了西昆体诗风，表彰了张刑部坚守正确的创作道路，从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这篇文章，写得中心突出，脉络分明，井井有条，表现出王安石散文一向简洁挺拔的风格。
后人评论
过珙在《古文评注》卷十中曰：“起处衬起一层，结处深推一层，中间写正面处曲折顿宕，极委蛇壮浪之观，不似平冈坦途，一往无佳绪也。”
祭欧阳文忠公1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2，犹不可期，况乎天理3之溟漠4，又安可得而推5！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6。其积于中者7，浩如江河之停蓄8；其发于外者9，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10，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11}，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12}。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13}。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14}，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15}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颖水之湄{16}。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17}，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18}！
【注】
1欧阳文忠公：指欧阳修，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卒谥“文忠”。2致：达到。3天理：天道。4溟漠：幽晦。5推：推测。6瑰琦：瑰丽奇伟。7积于中者：蓄积于内心者。8停蓄：汇聚蓄积。9发于外者：指发为文章者。10闳辩：宏伟的议论。{11}屯邅（zhunzhān谆沾）：艰难困顿。困踬（zhi质）：困窘挫跌。{12}以其公议之是非：因为是非终有公论。{13}寄以社稷之安危：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他。{14}指顾：手指目顾，指点顾盼，形容气度之从容果断。{15}不居：不居功。{16}箕山：相传尧时巢父、许由隐居于此。在今河南登封东南。颍水：源出今登封西南，相传欧阳修死后葬于此。湄：边。{17}游从：指与长辈交往。{18}其谁与归：该追随谁。归，归附，趋向。
在北宋政坛、文坛上，欧阳修是一位地位崇高、影响很大的杰出人物。至和年间，欧阳修上《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称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久更吏事，兼有时才”。可以说，对王安石，欧阳修是有知遇之恩的。尽管后来，欧阳修温和的改革主张与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措施不免产生分歧，但却难以掩盖两人惺惺惜惺惺的欣赏之情。
本文是退休家居的欧阳修66岁病逝时，王安石闻讯后写下的祭文。既有恩情，又有政治上的歧见，这复杂的关系无形中增添了写作祭文的难度。但王安石这篇祭文，却处理得非常成功，大处着眼，高瞻远瞩，既充分表达了对欧阳修文章、品格、功业的由衷景仰，又避开了因晚年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嫌隙，表现了一位卓越政治家的气度。
作为祭文，文章开头却用议论的笔调强调“亦又何悲”，这样并非败笔，而是为了突出欧公杰出的功绩，突出他和作者与众不同的人生境界。作者并非不悲痛，也非无感情，但作者能够超出人之常情。“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这两句盖棺定论的话，高度评价了欧阳修的一生——生前既闻名于当世，死后又有文章政绩流传后世。这个发端，显得起势突兀，转折奇峭，气度恢弘，境界高远，显示了一个大政治家对生死的超凡态度。同时，又引出以下三段对欧阳修文章、气节、功业的热情赞颂。
文章主要从文才、气节、品格几方面赞扬欧阳修，其他的事迹则略而不写。因为欧阳修是北宋的文坛领袖，掀起和领导了宋代的古文运动，尊定了宋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影响了一代文风，王安石更曾亲炙其益，所以文章首先着重地赞扬了欧阳修的文才。欧阳修仕宦四十年，对稳定朝廷政局安定天下有着极大的贡献，但他功成身退，表现出崇高的品格。这些，文章都着意抒写，这样更能突出欧阳修的形象。
作者先赞欧阳修文章。没有直接赞其文章的成就，而是从人与文的关系上落笔，认为这是由于欧阳修“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修养深厚，才能达到“豪健俊伟，怪巧瑰琦”的境界。最后归结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这一段论上。在赞扬过程中，则用了“浩如江河之停蓄”“烂如日星之光辉”两个形象的比喻，前者见其浩瀚深广，后见其光辉灿烂。然意犹未足，又连下两个比喻，赞其文章的清音幽韵，凄清如同飘风急雨骤然而至；雄词宏辩，快捷如同轻车骏马之急速奔驰。前者赞其音韵之美，后者赞其辞锋之利。四个连贯而下的博喻和整齐的排比句式，将欧文的内蕴外美、思想内涵、艺术风貌形容得淋漓尽致。
其次是赞其气节。以深情赞叹起，从大处落笔。概括地指出在欧阳修四十年的仕宦生涯中，升降迁徙，深感世路崎岖，命运多艰，然尽管遭遇多次窜斥流离，却始终不能掩其正气，原因在于是非自有公议，故“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最后，用“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对其一生的气节作出总结。从中可见其与宰相吕夷简及高若讷等人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品格。
再赞其功业。欧阳修一生政绩，可书者多。这里特意选取他在仁宗晚年与韩琦一起“协定大议”，立赵曙为太子之事为典型事例，赞美其“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的政治家气度与“功名成就，不居而去”的高尚品格。在谈到欧阳修的功劳时，说：“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在说到对欧阳修逝世的哀痛之情及对欧阳修的瞻慕时，说：“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土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再抒“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的怅惘。含义深远，深情无限。
全篇感情真挚深沉，气势充沛，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作者既不因欧阳修对自己的恩遇而加以谀颂，更不因其晚年和自己政见上有分歧而影响到对其一生的评价。或叙述，或议论，或问语，或悲呼，或感叹，完全依据于感情抒发的需要。感情显得极真挚。全篇基本用散文句式，而在赞扬欧阳修文才一节也用排偶的句子，所谓“一气洒脱，短长高下皆宜。祭文入圣之笔。”
后人评论
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公文钞》卷十二中说：“须看他顿挫纡徐，往往叙事中伏议论，风神萧飒处。”
答段缝1书
段君足下2：某3在京师时，尝为足下道曾巩善属文，未尝及其为人也。还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书以所闻诋巩行无纤完4，其居家，亲友惴畏5焉，怪某无文字规6巩，见谓有党7。果哉，足下之言也！
巩固不然8。巩文学论议9，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其心勇于适道10，殆不可以刑祸利禄动也。父在困厄{11}中，左右就养{12}无亏行{13}，家事铢发{14}以上皆亲之。父亦爱之甚，尝曰：“吾宗敝，所赖者此儿耳。”此某之所见也。若足下所闻，非某之所见也。巩在京师，避兄而舍{15}，此虽某亦罪之也，宜足下之深攻之也。于罪之中有足矜者，顾不可以书传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诛焉，则谁不可诛耶？巩之迹固然耶？然巩为人弟，于此不得无过。但在京师时，未深接{16}之，还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尝以此规之也。巩果于从事，少许可{17}，时时出于中道，此则还江南时尝规之矣。巩闻之，辄矍然{18}。巩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怀友书》两通，一自藏，一纳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19}，以免于悔者略见矣。尝谓友朋过差，未可以绝，固且规之。规之从则已{20}，固且为文字自著见然后已邪？则未尝也。凡巩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过，亦如前之云而已，岂不得为贤者哉？
天下愚者众而贤者希，愚者固忌贤者，贤者又自守，不与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挟忌怨之心，则无之焉而不谤，君子之过于听者，又传而广之，故贤者常多谤，其困于下者尤甚，势不足以动俗{21}，名实未加于民，愚者易以谤，谤易以传也。凡道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过于听者也。家兄未尝亲巩也，顾亦过于听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过于听者之言，县断{22}贤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孟子曰：“国人皆曰可杀，未可也，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匡章，通国以为不孝，孟子独礼貌之以为孝。孔、孟所以孔、孟者，为其善自守，不惑{23}于众人也。如惑于众人，亦众人耳，乌在其为孔、孟也。足下姑{24}自重，毋轻议巩{25}！
【注】
1段缝：字约之，官至朝散大夫。2足下：古代的敬称，一般用在上下级之间，也有同辈相称的，表示客气。3某：自称。古人书信常见的对个人姓名的一种省写。4无纤完：连小节都不放过。5惴畏：恐惧害怕。6规：规劝，劝告。7有党：结为一伙。此处的意为过分偏爱。8固不然：本来就不是你说的那样子。固，本来，原本。9论议：这里指口才。10勇于适道：敢于追求真理。{11}困厄：衰老生病。{12}左右就养：侍奉在父亲左右。{13}亏行：没有亏待的地方。{14}铢发：指极小事。铢，古代计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发，头发丝。{15}避兄而舍：这句话说有意避开兄长，另外居住。指两兄弟不住一起。{16}深接：密切交往。接，接触。{17}少许可：很少肯定人、称赞人。{18}矍（jué决）然：目不正的样子，这里指眼神四顾有些慌张。{19}皇皇：同“惶惶”，心神不安的样子。切劘（mo磨）：切磋。劘，磨砺。这里指在道德学问上互相鼓励、商讨。{20}从则已：听从后就罢了。{21}动俗：改变习俗。{22}县（xuán玄）断：凭空断定。县，同“悬”，凭空设想。断，判断，断定。{23}不惑：不受众人迷惑，说明孔、孟的判断力高，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24}姑：姑且，暂且。这里是礼貌和客气话。{25}毋轻议：不要轻率议论。毋，不要。
本文的写作时间，大致是皇祐（1051）三年，其时作者31岁，在舒州（安徽潜山县）通判任上。文章是为了反驳段缝来信对挚友曾巩的攻击和诽谤而作的，是一篇有名的驳论。
曾巩与作者是老同乡，两人从小本无交往，后来在京都相识定交。彼此互相欣赏学问、才干、道德和为人。庆历四年（1044），曾巩上书给中书舍人、文坛领袖欧阳修，积极推荐王安石。可以说二人是志同道合，情同莫逆。
全文共分三个自然段。第一段叙事，言及三件事，把为何写答书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第一件在京都时，两人在私下里曾谈及曾巩，作者赞扬曾巩文章写得好，足见作者与段缝是相识的。第二件，作者回江南探亲时，曾亲去曾巩的家乡拜访，两人逐渐熟悉，互相倾慕，成为友人。于是，作者写了文章，约略介绍曾巩的德行，暗示了作者关于曾巩的文章段缝是读到了的。第三件事，段缝给作者写信，将自己所听到的关于曾巩德行的坏话转告作者，而且进行了诋毁。其中特别说到曾巩在家居的时候，亲友害怕他的情况，责备作者没有用书信规劝曾巩，指责他们变成了同伙，存在偏爱，不公正。
第二段进一步申说曾巩的为文和为人，重点是为人。这是本文的重点。在为文方面，作者认为在他接触的人中，曾巩最善于属文，周围“不见可敌”，这评价是很高的。在为人方面，作者首先强调“其心勇于适道”，不为刑祸利禄所动，是一位捍卫儒道的勇士。作者引用曾巩父亲的话，说明曾巩是一个孝子，足以驳斥段“亲友惴畏”的谰言。作者尽管为曾巩辩护，但是言辞委婉，承认“未尝以此规之”，做得不够，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段末作者归结说曾巩还是“贤者”，也就是君子。
第三段有鉴于社会上贤者稀愚者众的现实，总结这种诽谤产生的原因：一是妒忌；二是贤者自守，没有及时与愚者交流；三是怨恨。因此越传越离谱，越传越邪乎，尤其是下层被传言围困的人更加如此，无法改变“流俗”的偏见，不能正面树立贤者的形象。结尾，作者劝告段缝，重温孔孟之言，要善于自守，不要惑于流俗道听途说之言，姑且自重，不要轻议贤者曾巩。
这篇文章论证有力，结构谨慎。文中自我辩驳很少，多证之圣人言论，以强化自己的观点，增加了权威性和不可辩驳性。尤其最后一段最为突出。其中如孔子的话：“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显示了作者熟识和精通先秦儒学著作，对于贤者与愚者有明确的标准，行文说理辩驳驾轻就熟，引证似乎全不费力。
此外，文中处处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和行文风格。如当说到曾巩在京师“避兄而居”，认为“巩为人弟，于此不能无过”，而且觉得自己回江南时没有当面规劝曾巩也是不对的，这真是一派光明磊落、至诚君子的风范，令人不由得不肃然起敬。可见世人对作者性格和为人的描述是有失公允的。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谦虚的态度在古代应属难能可贵。
这篇答书充满着仗义执言的阳刚之气，表面上显得客气，礼貌周到，但骨子里却是一篇有理有节、饱含激情的辩护状，口气坚定，不容置疑，体现了一位极有主见的政治家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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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王安石传》云：“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
王深父1墓志铭
吾友深父，书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圣人之道为己任，盖非至于命弗止2也。故不为小廉曲谨3以投众人耳目，而取舍、进退、去就，必度4于仁义。世皆称其学问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见谓迂阔5，不足趣时合变。嗟乎！是乃所以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则必无以同乎此矣。
尝独以谓天之生夫人也，殆6将以寿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后显，以施泽于天下。或者诱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觉7后世之民。呜呼！孰以为道不任于天，德不酬于人，而今死矣。甚哉，圣人君子之难知也！以孟轲之圣，而弟子所愿，止于管仲、晏婴，况馀人乎！至于扬雄，尤当世之所贱简8，其为门人者，一侯芭9而已。芭称雄书以为胜《周易》。《易》不可胜也，芭尚不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无所遇合，至其没久而后世莫不知。若轲、雄者，其没皆过千岁，读其书，知其意者甚少。则后世所谓知者，未必真也。夫此两人以老而终，幸能著书，书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虽能知轲；其于为雄，是几可以无悔；然其志未就，其书未具，而既早死，岂特10无所遇于今，又将无所传于后！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盖非余所能知也。
深父讳回，本河南王氏。其后自光州之固始{11}迁福州之侯官，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讳某，某官。祖讳某，某官。考讳某，尚书兵部员外郎。兵部葬颍州之汝阴，故今为汝阴人。深父尝以进士补毫州卫真县{12}县主簿，岁馀自免去。有劝之仕者，辄辞以养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于是朝廷用荐者以为某军节度推官{13}，知陈州南顿县事，书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县某乡某里，以曾氏祔{14}。铭曰：呜呼深父！维德之仔肩{15}，以迪祖武{16}。厥艰荒遐{17}，力必践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18}。神则尚反，归形于土{19}。
【注】
1王深父：即王回，字深甫，与王安石有很深的友谊，王安石曾称赞他为“有道君子”。2非至于命弗止：即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意思。3小廉曲谨：细小隐曲处的廉洁谨慎。4度：保持于一定的界限范围之内。5迂阔：即迂腐。6殆：大概。7觉：启发，使觉悟。8贱简：看轻怠慢。9侯芭：西汉钜鹿（今河北平乡）人。师从扬雄，扬雄死后，侯芭“为主起坟，丧之三年”。10特：仅仅，单单。{11}光州之固始：今河南固始县。福州之侯官：今福建福州。考：古代称已故去的父亲为考。颍州之汝阴：今安徽阜阳。{12}亳州卫真县：今河南鹿邑。{13}推官：节度使的属官。{14}祔（fu付）：合葬。{15}维德之仔肩：辅助（我）担当重任，示我显明的德行。语出《诗经?周颂?敬之》：“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16}以迪祖武：继承祖先的业绩。迪，继承。武，足迹。{17}厥艰荒遐：道路艰难僻远。{18}亦莫吾侮：亦没人敢侮慢我。侮，侮慢，轻侮。{19}神则尚反，归形此土：古时铭文常用的结语，意思是，神魂将返回人间，形体归宿于此土之中。
王深父是王安石的好友，去世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本文正是撰于这一年。王安石和王深父交谊深厚，书信来往甚多，对其道德学问赞誉有加。友人的英年早逝，使王安石深感悲痛，撰写了祭文和墓志铭，突显王深父的志向、品行与学问，寄寓作者对其不幸遭遇的深刻同情。
文章第一部分主要叙述王深父的志向与品行。王安石首先以“圣人之道为己任”，达到了“非至于命弗止”的地步，来高度称赞他志向高远。然后以他不愿为“小廉曲谨”以迎合众人耳目，一切行事都遵循“义”的标准，来称赞他禀性刚直，深受世人的赞誉。接下来，文笔一转，说“真知其人者不多”，感慨真正了解他的人很少，它揭示出在王深父盛名之下掩藏的是不为众人理解的落寞，为全篇定下了痛惜、叹惋的基调。“嗟乎!是乃所以为深父也”的感叹，不仅揭示了王深父的性格悲剧，也寄寓了作者的深切同情。
文章第二部分以议论起笔，感慨王深父的不幸遭遇。“而今死矣”，此一句，语短情深，既有对王深父英年早逝，平生德业学问未及撰述，不能传之后世的惋惜，也有对天命不公平的拷问。接下来，作者宕开一笔，举了孟子和扬雄两个的例子，以惋惜圣人君子难以被后人理解由来已久来惋惜王深父。孟子为一代硕儒，其弟子不能真正理解他，反而盲目崇拜管仲与晏婴；扬雄为一代文豪，其唯一弟子侯芭也没有真正理解他。
这些议论和例子看似与本文无涉，却是为下文埋伏笔。随后作者才转入正题，拿王深父与古人作比较：在不被人理解这一点上，王与古人相似；但孟子、扬雄以老而终，尚有著述流传给后人，以便解读，王却英年早逝，生前不被人理解，死后又没有留下著述，则王的命运，比古人更悲惨。这一部分文笔纵横，表意曲折含蓄，在反复比较中，彰显王深父遭遇的不幸，烘托出浓重的悲剧气氛。
第三部分简要概述王深父的身世生平、卒葬以及子女情况。先讲诉他曾任县主簿，但不久就辞归；再述他屡以养母为辞不愿仕进；再述朝廷曾委之以县令，但“书下而深父死矣”；最后叙述他夫人早逝，遗孤尚幼。这一切都在围绕他的不幸遭遇展开叙述，与前文相互呼应。其不幸的人生遭际，进一步突显他高尚品行和耿直禀性。
这篇墓志铭，感情真挚，行文曲折反复，有动人的艺术魅力。结尾以肃穆古朴的四言体式，对坚守道义始终如一的亡友致以崇高的敬意，抒发了对死者的缅怀悼念之情。
后人评论
孙琮在《山晓阁选宋大家王临川全集》卷一云：“世人知深甫，而非真知，朝廷用深甫，而不尽用，此是前后大关键处。中间反复悼惜，只是将孟扬来低徊感慨，不胜凭吊之思，而于深甫已自凄凉欲绝。高情逸致，可与子长《伯夷列传》并读。”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君讳1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2，所谓今泰州海陵县3主簿4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5，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
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6，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7，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8，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尝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9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10，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11}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12}，葬真州之杨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瑰，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琦，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令陶舜元。铭曰：有拔而起之{13}，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注】
1讳：名讳。旧时称人名字，生曰“名”，死曰“讳”。君亲之名，生时也讳。通用于生者及死者，含有尊敬的意思。2谱其世家：王安石著有《许氏世谱》。谱中记载许平兄弟五人，都在朝为官，许平行五，官职最低。3泰州海陵县：宋淮南东路泰州治海陵县，今江苏境内。4主簿：官名。负责掌管文书，办理事务等。5卓荦（1uo洛）不羁：优秀特出，不受拘束。6方略之选：选拔长于计谋、策划的人才。7范文正公：指范仲淹。郑文肃公：指郑戬。8太庙斋郎：掌管帝王祖庙事务小官。9龃龉（juyu举语）：本指上下齿不相配合，比喻意见不合，不融洽。此指与世不合。10窥时俯仰：窥伺时机，随宜应付，所谓左右周旋，从俗浮沉，与时俯仰。{11}右武：崇尚武力。{12}某甲子：即某天。古代以干支记年、月、日，此处干支甲子记日。{13}有拔而起之：指范仲淹、郑戬等贵人的推荐。
许君，即许平。曾担任泰州海陵县主簿，有一定的才华和学识，并与当时的显贵有交往，但是一生未能得志，最多在县令之下屈居佐僚，郁郁寡欢而终。对于这样一个小官吏，王安石对他的一生进行了翔实的概括，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同情许平怀才不遇的遭遇，可悲可叹；一方面又指出士人应该正确对待自己的困顿处境，发人深思。
文章起手叙述许平生平基本情况，本是平平常常的经历，却写得一波三折，意味深长。“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寥寥数笔，描摹出一位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的许君：少年超群独特的个性，具有敏锐的辩才，且兄弟均以出众的才智谋略为当世大人物所器重。这样年轻有为的少年，未来一定大有可为，前途无量。又遇上“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的好时机，加之范仲淹、郑戬力荐，得以召试，可以试想，朝廷一定会委以重任，使其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然而，结果如何呢？许君只得到太庙斋郎的小官，不久选派到泰州海陵县任主簿，也只是个虚职，才华由此被埋没，令人为之惋叹!紧接着，文章又写出一线转机。“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客观上有权贵人士荐举，可见许君确有才略；主观上“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许君自己并未放弃上进之心，对自己仍有信心，有期望。然而呢？“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许君始终未被朝廷重用，抱憾一生!也难怪作者悲叹说：“噫!其可哀也已。”
王安石的碑志文，布局谋篇，变化多端，跳出一般碑志文的体例，成为后世学习古文的范文。比如文章第二部分叙述许君遭遇，文情若疑若信，若近若远，令人莫测。士人怀才不遇，仕途坎坷，其中有多种因素，情况十分复杂。作者概括出两大类人。一种“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这是出世之人，所谓超出尘俗之外，脱离世间束缚，独来独往，我行我素，清高不凡。而当时，也有很多趋时附势之人，并且这类人还不在少数。“不可胜数”四字，见出作者似说许平，又似不只说许平，而是概括社会现象而已。
文章至此，犹未为快，作者乃又提笔感慨：“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俯仰古今，多少文才武略之士，生在用人之世，却不被重用。所以作者慨叹说：“此又何说哉？”一句诘问收住，含义无穷，耐人深思。
这篇文章不长，但颇受历代文人欣赏。正因此文叙事简洁，议论纵横开阖，用笔有龙腾虎卧之势，而感慨又深挚，所以被传诵至今。
后人评论
吴汝纶：“张廉卿初见曾公，公为引声读此文，抑扬抗坠，声之敛侈，无不中节，使文字精神意态尽出。廉卿言下顿悟，不待讲说而明。自此研讨王文，笔端日益精进。此固见廉卿识解过人，亦见文字高能助学人神智，全在乎精读也。”（《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手机用户看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大全集请浏览https://m.shuhaiju.com/wapbook/84264.html，更优质的用户体验。